郜元宝：明星传记批判——以荧屏主持人自传为例
1现代自传文学的简单回顾
钱穆有句名言，说一时代繁荣与否，不能单看经济或一般文化，还要看人物怎样。经济或一般文化都不错却无人物，那这时代还不能算是伟大的时代；经济或一般文化很糟，却出了人物，这一两个人物就足以照亮时代的昏暗。
理智上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英雄崇拜和唯心史观的气味太浓了，好像还带点“尼采式的超人的渺茫”，对于也许至今尚未走出英雄崇拜的魔圈的中国人来说，无疑不适当。但不知为何，我又一直不能忘记钱穆的话，其中肯定有不能全然抹杀的道理在。的确，充斥着虚伪、平庸、做作、腐败、媚俗的莫名其妙的时代，确实也可能在经济或其他文化形态上创造出“奇迹”，但如果没有“人物”支撑，“奇迹”的意义何在？能维持多久？所谓“人物”，首先应该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普通人，然而也不能绝对排除卡莱尔的英雄或尼采的超人；排除了英雄与超人，有现代意识的普通人又会堕落为海德格尔所说的某种平均数的“常人”，甚至是尼采一直抨击的“末人”。
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有这种疑虑吧，所以无论出版界还是读书界，现在对人物传记都很重视，当代名人自传更炙手可热。总量上，当代人物传记（自传与他传）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自然发生一系列问题：当代人物传记的品类构成怎样？现在如此重视“人物传记”，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理？在人们对“人物传记”的普遍关注背后，是否隐藏着别的什么一时还难以识破的奥妙？
本文准备对当代名人传记略作一番考察，范围限于“荧屏名人”（理由等会儿再说）。但先不妨追述一下现代自传写作的历史。
据日本学者川合康三研究，清末变法派王韬《弢园老民自传》是中国现代自传文学之嚆矢，但那时或稍后，展现更新的思想与经历的自传也开始大量产生，比如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梁启超的《三十自述》（1902），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曾任留美学生总监及驻美副公使、后竟客死他乡的容闳之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1915年中译本更名为《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述》）、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这些作品通常择取传主几个生活片段，或某些重要活动领域，做成历史的叙述，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均已突破传统自传文学的藩篱。
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自传要到“五四”运动以后登场，《沫若自传》第一卷始作于1928年，当时影响巨大，三年后问世的胡适《四十自述》更可谓极一时之盛，仿效者蜂起，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自传文学的序幕。
鲁迅或许是例外，他自认一生经历简单之至，说像他这样的人也做自传，恐怕要塞破图书馆。他给农村流民阿Q做过“正传”，但应人之邀所做的“作者自叙”之类的文字却一律粗陈梗概。鲁迅没留下详细的自传，但日记、通信及大量编年的作品集就是一种精神自传，而一瞑之后，别人所做的传记不断涌现，更非任何一位现代名人可比。鲁迅对他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名人自传现象提出了质疑，但他的质疑也是值得质疑的：出于他人之手的众多《鲁迅传》尽管作出了艰巨的努力，然而关于传主生平与思想的叙述终究不能摆脱隔靴搔痒的嫌疑。鲁迅对现代名人自传的拒绝，提醒我们对这种新的写作样式应保持必要的警惕，但他本人没有一部自传，又无疑是件憾事。
他传不能代替自传，自传有不容抹杀的价值。胡适在《四十自述》（1933）“自序”中说他鼓励朋友做自传，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自传写出促成历史事件的“心理的动机，幕后的线索，和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他认为这样的自传能“给史家添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瞩望可谓高矣，然而也确实合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自传的标准，即以个人身世与思想的叙述折射出社会历史诸面相，并有一定的文采——不只是修辞藻饰而已，还要达到优秀文学作品对自我与世界的深切体认。
中国现代名人自传随着现代文化原始积累一同开始，自传本身就是这种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各种名人自传，特别是名人们的心理解剖、灵魂告白（或忏悔）、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与记录，确实可以从历史与文学的双重角度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
五十年代以后，自传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自传写作的资格发生了问题：并非谁都可以写自传。何人能写何人不能写，都规定好了。格式和要求虽无成文规定，但作者们大致心中有数，不能独出机杼。有资格写自传的当然首推政治上无懈可击并具有辉煌历史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辈六十年代生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数朱德对其早年生涯特别是母亲的回忆；但那毕竟只是凡人的一面，和总司令身份相称的另一面的真实着笔并不多。可见有资格写自传的人不一定就写，写也不一定畅所欲言，像胡适要求的，“给史家添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现在这类著作又有些活跃，譬如陈再道将军自传，据说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然为时已晚，不可能再像昨天那样吸引读者了。
当时倒是没资格写自传的居然写了，而且写得很好，比如《彭德怀自述》（1981）。该书是别人（“《彭德怀自述》编辑组”）根据作者在庐山会议后历次被迫提供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开头一段文字，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礼赞过：
像这类交代材料式的“自传”很多，目前许多健在的长者正是从过去专案小组那里讨回当年的“作品”，在暮年大写其自传，有的甚至一跃而为高产作家，像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先生近年大量饱含忧愤与顿悟的自传性文字，实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血泪之书。还有一类奉命之作，当时作为反面教材出版，因其叙述的生动和取材的别致而意外地拥有众多读者，如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该书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第1版，到1996年2月已是第12次印刷了，没看过的朋友值得买来一读，保证胜过关于清宫的电影的戏说或戏说的电影多多。
二十世纪下半叶，名人自传往往带点阴差阳错的味道，该写的人未必能写，肯写，写了也未必成功；不该写的人未必不写，也未必不成功。许多自传是在各种权力干扰乃至严格监督下写成的，名为自传，作者不止一个，自传的真实性当然要大打折扣，至于打折扣本身折射出来的躲在历史阴影中的另一种真实，恐怕只有等未来的具有福柯所谓“冷酷的智慧”的“知识考古学”专家来发掘了。
也有人身处权力旋涡的中心却能排除纠缠，率性而为，如陈独秀《实庵自传》（1938），自少小懵懂写到南京乡试，勉强一万字，极生动有趣，可惜忙乱中匆匆执笔，刚开头就煞了尾，翻江倒海的陈独秀的真容尚未现身就废然而止了。话说回来，陈氏果真将他后半生如实写出，恐怕也白搭，一般人不可能轻易看到；就连评价上高于“托匪头子”陈独秀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多少年来不也一直作为“内部参考材料”而始终不明不白以半地下形式流布吗？
但也不乏幸运儿，能够在晚年从容擘画、基本上按意愿完成自传，像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可也正因为太从容了，真实的用心反而隐藏得过于深密，压抑得无影无踪。
权力，始终是现代自传文学最忠实的读者与检查官。“自传”往往掺杂了太多“自”所不能左右却完全可以左右“自”的权力因素，因此自传也是他传，至少不能将自传和他传截然分开。
2新的传记热在崛起
九十年代以来又兴起了新一轮自传热。毕竟今非昔比，“自由度”大大提高，只要有卖点，谁都可以率而操觚，而且是“热处理”，刚一脱稿就付梓印刷，接着地摊书店满目皆是，大肆宣传一致叫好，准备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绝无仅有。传记的并不遥远的过去对于今天是否还有某种参照价值呢？当今的自传已经摆脱无处不在的权力巨网了吗？
据说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已经趋向多元了，我不敢妄加评判，但至少在文化或文学领域，似乎可以负责地断言，多元化云云是睁着眼眼说瞎话：偌大的国家，不管什么时候，一位小小的作家，一件小小的作品，一种小小的提法，一两句小小的流言，都会迅速变成强劲的旋风扩散开来，人们不管愿意与否都不由分说地卷进去，造成一哄而上全国一盘棋的热闹景观。
以前，这种昆虫在黑夜中奋不顾身扑上去的趋光心理，多半通过上传下达行政布置的方式被强化，现在又加上发达的资信（以及日益发达的现代迷信），就更容易一点就燃。中国永远是喜欢围绕某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中心旋转的汪洋大海，否则人们就会觉得没有方向，生活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要解释各种时尚——比如“宝贝”热（变相的自传热）或名人自传热（变相的宝贝热）——产生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内涵，倘不理解这种喜欢抱住一个中心打旋的脾气，几乎不可能。
比起“宝贝”热，名人传记这个新的兴奋点也许还要持续更长一段时间。不知何时始，各地“出版家”们不约而同行动起来，大量征求各类名人自传，古今中外，五花八门，读者也争先恐后，趋之若鹜。一本名人自传在手，似乎就笃定拿到了新世纪入场券，成为跨世纪读者了。我见闻狭隘，接触到的就不下十数种之多，但也因为见闻狭隘，今天名人自传的作者似乎主要还是荧屏上经常露面的名人居多；电影演员，体育明星，戏剧或小品演员，这些主要通过荧屏而广为人知的当代英雄，以及专靠电视吃饭的各类节目主持人，勤于写作，勇于写作，看来真要打破世纪末中国文学疲软沉寂的局面了。
刘晓庆大概是明星自传的始作俑者。平心而论，她以《我的路》为题在报纸上连载的自传，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正式出版的《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确实披露了个人的一些真实，琐碎，掩饰，曲辩，但无伤大体的真诚。第一个以明星身份写自传，要有点冲破禁区、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勇气，尤其刘晓庆这样一个被各种流言包围着的有争议的明星，率先出列，站到众目睽睽之下，后果很难预料；不像那本故意往自传这边靠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出手就得到了文化名流的崇高评价，刘晓庆的书，地摊上卖得极好，却并没有引起较高层次读者的注意。
有时物以稀为贵，有时则要形成规模效应，才能从中得到好处。现在看来刘晓庆还是锅盖揭早了点，这以后荧屏名人的自传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化现象”，才显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出版社等米下锅，条件优渥，格式也不限制，可截取生平最辉煌的一段，也可乞灵于正在走红、据王彬彬同志说是塑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因而神圣不可侵犯的“随笔”，甚至不妨请人捉刀……总之名人容易下笔，读者也容易接受（鲁迅说，“群众，——尤其在中国，——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跟风者蜂起且盗版不绝，便不足为奇了。
于是乎，“棋圣”摇摇晃晃地踱出来，向大家讲述他的“围棋人生”（《围棋人生》，聂卫平、王端阳合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屡败屡战、以中国足球的耻辱换得自己成功的徐根宝教练也有他的《风雨六载》问世。失败而成功的教练与成功的运动员兼教练员郎平的自传相比，不知效果怎样（《激情岁月——郎平自传》，郎平、陆星儿著，学林出版社），但我想读者是不会计较这些的，只要是名人便可一锅煮，统统吃进。
小品演员蔡明真要叫你佩服她的感情充沛，荧屏上哭哭闹闹尚嫌不够，还要在稿纸上《感动》一把（《感动》，蔡明，作家出版社），而习惯于对一切世事都嬉皮笑脸蜻蜓点水地摸一把、从来不会将故事演全演透的黄宏，这回关于自己，却要《从头说起》了（黄宏，作家出版社）。老名人章克标也技痒难耐，赶紧趁热闹款款地来一记《世纪挥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7月），甚至嫁了名人自己也成了名人的名流，也没忘记向读者兜售成名的诀窍（《台湾媳妇青岛妹——凌峰和我》，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商的智慧真令人佩服，不仅可以将海外或出口转内销的名人请来（《我是谁——成龙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吴士宏《逆风飞扬》，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充分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让一度被选为贵妃如今恐怕早就不为人一般读者所知的南京姑娘张宁“自己写自己”（《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奇怪的是，引进好莱坞大片会打压国产片，但海外名人的请回来，反而为国内名人自传市场进一步造势，两路合一，愈加红火。这真是有福共享了。看来只有无名之辈才会为蝇头小利勾心斗角，正点的大牌明星是不屑于这些的。
市场大得很，完全可以各显神通，各取所需，大家相互照应，彼此鼓气，不仅可以赚得更多，还显得雍容大度，愈加宝贝得可爱了——只要看名人传记都有别的名人的序跋，这点就不言而喻。名人之间彼此合作，协力制造一种气氛，将读者招呼得舒舒服服，这也是名人传记现象可以注意的一点。同行自古相轻？非也，同行之间也可以亲亲密密，真正被“轻”的，倒是自以为被名人们一致尊为上帝的出钱看名人、读名人的群众，包括看过，读后，正在挥汗如雨地爬格子、一心想蹦出点智慧来的笔者。
最风光的，当然要算一直为名人出名提供最佳创作平台的中央电视台各位大小节目主持人的联袂献演了。举其大者，有倪萍的《日子》，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与《岁月情缘》，敬一丹的《声音——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水均益的《前沿故事》，杨澜的《临海凭风》，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华艺出版社2000年1月）……他（她）们的出场，给名人自传热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一路看涨的形势下，正交华盖运但永远不甘寂寞的文人也纷纷别出心裁，制造起别人的自传来——或代名人捉刀，全部代劳，部分润色，或干脆撇开名人，自己制造出比名人传记更加“杀根”的另一类名人传记。不妨先向大家推荐两本：一、《我的日记——一个坐台小姐灵与肉的自述》，张梦云作，中国社会出版社；二、《罪恶的伊甸园——当代中国知识女性色情心理行为调查》，刘长华、杨博、钟呼顺编著，中国社会出版社“警世系列丛书”1998年10月第1版。快去看吧，两书精彩处决不在头脸光鲜的名人传记之下。更加精彩的，容我再探再报。
3裸露的当代情感
各类读物中，我个人最喜欢看的其实还是名人自传，在那里面可以发现许多真实的情感，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收集这个时代的社会学与精神史方面的大量材料。我在这方面兼收并蓄、驳杂不纯的兴趣，是用多年来纯文学阅读失败的经验换来的。尽管我相信鲁迅先生所说是真的，即中国文人就连写信、记日记也不肯赤条条上场，但既是自传，总要有所袒露。大言不惭地说谎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不说真话。这样推测起来，自传也许会有比较接近真实的地方吧。即使仍旧不肯袒露，只要读得仔细，在各种遮掩的姿态和修辞手法中，追踪被隐匿的内容的蛛丝马迹，也未尝不是一件驱赶无聊的赏心乐事。
刚才提到刘晓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演员，她当然懂得怎样博取观众或读者的同情，但也许是初次写传，也许是天性使然，不少地方还是可以看到她的不满、愤恨、乖张乃至寂寞。她并不一味投读者所好，喜欢不时发一发脾气，这样就比较多地流露出真情实感，比起她的电影甚至更加本色。明星成功前的幻想，蹭蹬，挫折，奋斗，成功后的得意，招摇，对成功路上不该有的付出半是辛酸半是愤恨的回味，而今登高望远的气度，对芸芸众生毫不隐瞒的鄙睨，历历可见。这一切都是纯粹私人性的，极少奉命或曲意的伪装，因此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不得不承认它的真实。
后出的自传正是在这点上显出了不同，也显出了后来居上者的特点。在修辞上，可以说，后来者都更加成熟了，但也正是从这些后来者几乎一致的对修辞的倚赖与讲究中可以看出那掩盖什么的需要。问题是，这种掩盖又并非完全遮蔽，而是露出那么一点：在表达得意时绝不忘乎所以，偷偷摸摸的幸福意识背后是良好的分寸感，即使对什么有意见，也不会明白说出来，而是把意见埋得很深，转过头来，索性再将一些感激的好话奉送给自己原本不满的人和事。
不肯把话说满而自断退路——名人自传最多的这种聪明的处世方式（这方面倪萍恐怕还在赵忠祥之上）自然是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长期磨练的结果，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着眼，则是对自己稳定而优越的身份地位的珍惜。
适应环境，左右逢源，还表现在语言上。以往习以为常的人民话语（动辄诉诸人民的心愿，以人民的名义）干脆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上下级语言、同事语言、办公室语言了。掂斤播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写作，是现场直播表演间隙的偶尔客串，当然不可能抵达写作的实质，不可能真正沉浸在写作所带来的自由精神的创造中，因为它唯一目的在于现实的沟通，讨好上级与读者、观众，对有过节的人们发出“承让，拜托”之类的信息，犹如歌星劲歌狂舞时不停地对台下观众说：“谢谢，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发财发财！”
“我算什么呢？离开领导的帮助，观众的爱护，什么也不是”，“没有组织上给我的话筒，我能做什么？”……诸如此类，成了荧屏名人在叙述成长历史时的口头禅。关于社会，时代，他们作为传媒宠儿每天都会遇到的敏感话题，一致地卑之无甚高论，也一致地回避自我表现的冲动——尽管这多少有悖于他们职业训练的特点。胡适之希望名人传记写出历史事件底下“心理的动机，幕后的线索，和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基本落空了。
也许是对这种刻意闪避的补偿吧，在别的方向上，被控制的情感倒是汹涌澎湃，浩然莫之能御。在一本名人自传的小标题——“没有对中华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爱，就不能当好中国的节目主持人”——下面，有这样一段抒发：
我自觉我是无愧的。作为主持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对国家、对现在的环境，天天牢骚满腹，你还能得“金话筒”奖？中国主持人不懂中国文化，你主持什么？
类似的告白比比皆是。
不必指出他是怎样地偷梁换柱，把“国家”、“现在”和“民族文化”煮成一锅——反正这已习非成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让我们套用作家王蒙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来说明上面一段引文所包含的实质性问题吧：当代荧屏名人们正在自己的舞台上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恋爱的季节”，他们用全部理智与热情，向四面八方播撒“爱”的话语。这种无所不包的“爱”已经上升为“爱的哲学”，它首先调适了名人自己的七情六欲，成功地使一切情感因素顺化，成为居于名人自传一切复杂情感之上的主导感情，然后通过“个人魅力”，名人自传的这种主导感情，这种对现状无条件的廉价的“爱”，推广开来，充当广大读者的情感规范。在此主导情感前面，观众和读者当然还可以拥有其他性质的感情，但那一切那么渺小，多么反常，多么乖张，多么丑陋啊，——几乎毫无必要。
名人自传的主导情感若干年前还被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模式宣布为腐朽之物，现在却成了当代媒体唯一可以反复言说而且也有必要反复言说的合法性情感，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情感模式。在这种几乎不露痕迹的历史转换过程中，原来被宣布为腐朽者，在成为主导情感之后，不仅没有就此真诚起来，反而更加腐朽。在任何涉及感情的文字或画面中，开始也许还有一点平民百姓比较真实的爱恨情仇，但终点必须归结为在叙事结构中始终处于高潮位置的“爱”的轰鸣。
一本名人自传，就是一首“爱”的协奏曲，在权力指挥棒下，名人登场了，表情肃穆，端庄，凛然，但很快活跃起来，渐渐露出欣慰的神色，最后全身激动，高呼“爱”的口号拉倒。当代荧屏名人的自传，就是这样努力再现着他们在大众传媒上制造的千篇一律的现场氛围，读者，以及同样身份的观众，通常也就是在这种“爱”的轰鸣中疲倦而满意地入睡，甚至还在眼角挂着几颗感动的泪水。
名人自传在文化上的贡献，首先是制造了唯一允许公然裸露的当代情感，唯一可以招摇过市的反映当代生存的美的造型：允许有点小刺恼，小波折，小幽默，但整体必须一律温馨、祥和、漂亮。
所谓裸露的情感，就是一件随时可以拿出来与人共享的虚拟化、模式化的宝贝，犹如一个泪腺特别发达的本色演员，可以产生巨大的煽动效果，使名人自己和所有关心名人的庸众一起沉湎于媚俗的“感动”中。由现实生活激发的各种情感的冲撞力量，在现场共创的“感动”中迅速以单一化和平面化的方式被净化，升华。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多次指出，无遮无掩的裸露，从来就是对于性感最彻底的扼杀。
情感的裸露，也是对真实情感最大的遮蔽，这跟“知识分子”裸露自己的精神从而更好地掩盖真实的心，有异曲同工之妙。本真的情感在戏剧性裸露中失去的只是家常寒碜的服装，重新披上的则是炫目的霓裳羽衣。在实际生活中，不管得到了抑或失去了，是输家还是赢家，一旦落入这种媚俗的“感动”，就都觉得自己是顶可爱的宝贝，耳旁也似乎再次响起了伟人那声如洪钟的允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4身份转换与权力化装
九十年代名人自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者身份的转换：从政治伟人，强人，变为文化圈的名人；文化身份上，则由作家、学者为主体变为以并不经常弄笔的“成功人士”为主体，也可以说，由“文人”、“知识分子”变为“文艺工作者”。由此大致可以看出九十年代名人自传在整体品位上和以往伟人、强人和文人自传的区别。
从不同的传记最后提供的传主形象来看，伟人自传（可惜很少）制造的是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充满了神话传奇般的细节描写乃至虚构情节；强人自传散布思想和语言的各种禁忌，剥夺读者渴望花边新闻的权利，以枯燥的训谕折服被组织起来的读者的耐心；文人自传则比较复杂一些，它叙述的事件也许不够重大，但体验之深、联想之富，却无有出其右者，因此文人自传最后塑造的传主形象往往是历史与人生的见证人、思考者与批判者；至于名人自传，则谨慎地避开这一切，专门制造一些软性的、似乎更接近凡人的形象。
名人自传以谦虚的姿态回避着权力，其媚俗表演似乎仅仅是消费时代一种广场狂欢，但实际并非如此。人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总是相对的，对某些人而言你是弱者，对另一些人而言你可能摇身一变又成了货真价实的强者。
流行本身，首先就是获得权力——严格说来是一种温柔的暴力。不同的写作者对市场份额的占领总有一定限量，大小多少取决于同一购买时间里其他写作者的情况。许多阅世甚深、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老人的自传（文人自传的一种典型），就很难在市场上和名人们一争高下，后者实际对于前者构成了残酷的挤压，甚至完全掩盖了前者的声音。
考虑到许多文化老人的自传，在申诉自己长期被剥夺基本生存权利的同时，也致力于解构那些不合理的权力体系，那么，对这种申诉和解构的挤压、掩盖，本身不就已经加入了一定的权力运作、并由此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力了吗？
当代荧屏名人自传很喜欢将自己和自由职业的艺术家区别开来，这也是出于一种身份认同。在处于权力顶峰或权力底层的人们看来，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和荧屏名人并无实质性区别，不同之点仅仅在于，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往往不好理解，他们的声音，最好还是由荧屏名人们代为发表。
这样，荧屏名人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代表一切艺术家说话的权利，正像他们始终代表广大观众与读者，像幸福的鸟儿唧唧喳喳。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名人自传中，名人甚至还自认为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呢：
在人类诸多权力结构中，代表别人说话的话语权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切偶像的诞生都要通过在话语上对别人权力的巧取豪夺来完成。人们树立、认可某个公共偶像，就意味着人们要把自己代表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与偶像，通过偶像的信口雌黄来显现自己被歪曲的存在。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这类偶像在高居于仰仗他们表达自己的芸芸众生的存在的金字塔顶时，还必须服务或服从于更大的权力之源，当他们以公开揭秘的方式掩盖更大的真实，至少是延迟或干扰对真实的想象的时候，当他们以说出真话的虚假的坦诚无休止地说谎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执行比他们站得更高的权力者的指令。对被代表者，他们是剥夺者；对可见或不可见的权力之源，他们又是被剥夺者。
传主身份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倒是向我们指示出权力如何以变相的方式继续保持并且滋长的线索。消失的只是具体形态的权力，保持和滋长的是永恒的权力之源。
在消失与滋长中，还有旧的权力的接续和延伸：
善哉，可以和“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新左派”的年轻的“无产阶级写作”媲美了。
由此也可以知道，如此名人实际上就是被权力妈妈惯坏了的宝贝。“我是宝贝谁爱我”的小说模式，也可以归入名人自传的系统，而且是这个系统的极致。无名小卒预先把自己当名人而在文字中倾心地自我抚摩，发表出来果真就成了名人，这便是“宝贝模式”的真谛。
宝贝，是坚信自己将会成为集体关注的中心然而毕竟前途莫测、不具合法性的准名人，名人，则是知道已经获得集体认可因而能够持证上岗的合法化的“中国宝贝”（这是二三十年代也曾引起过震荡的一部作品的名称）。宝贝和名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自其不变而观之，二者都是权力炒作、权力诱导、权力呼唤的宠儿。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权力对于名人总是笑眯眯的，给宝贝好处时，却喜欢板着面孔。
5修辞破译
名人的“名”与名人为之服务的权力主体的“权”互为表里，这是名人自传一切修辞手法产生的根源，也决定了这些修辞手法的内容与实质。
一位名人这样高度评价同行的做派，也就是他们的修辞艺术：
“很可宝贵的性格特点”从何而来？也有一套完整的说法：
这就把他们的修辞艺术的奥秘揭示得清清楚楚。因为自觉地和“个体户演员和摇滚歌星的那个范畴”（其实我们还可以将他说的“范畴”扩大为一切有独立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区别开来，名人自传的文体就必然向非艺术非知识分子那一边靠。他们断定艺术是不负责任、没有地位的“个体户”所为，这说明他们毕竟明白自己和艺术的区别；但艺术究竟是什么，恐怕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但他们确实尽力使自己的工作做得像艺术，或者按他们的主观意愿，那本身就是最艺术的，比如能够背诵几首唐宋诗词，引用一点外国文学什么的，再就是秦牧、杨朔歌德派散文的变体大流行。
一个优秀的名人的“文化气息”、“斯文”，与一个不受欢迎的艺术家的艺术之间的根本区别，还不在此。一个不受欢迎的艺术家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的艺术产生于人们在生活中激发的真实的喜怒哀乐，迷惘与困惑，不满与冲撞，即使面对伟大的传统文化，他们也不会脱离现实作无条件的赞佩，他们甚至为了找寻现实的意义而不得不成为一个反传统、反文化的浑身毫无“文化气息”也根本不“斯文”的“摩罗诗人”；而一个受人欢迎的名人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因为他们“越来越正派……有方向，能把握自己”，就因为他们的话语只是毫不含糊的既定意志的推演和宣告。
他们一方面当然可以通过传统的权力机制加上现代传媒相结合的话语暴政，强迫观众和读者“喜欢”他们；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努力通过一种排他性的艺术风度——荧屏上的各种修辞手法——吸引本身并无多少艺术鉴赏力的普通观众与读者的注意力。
艺术家倾尽全力来追求修辞的上达，是为了“修辞立其诚”；名人在修辞上花的工夫也许大大超过了艺术家，但目的只是为了掩盖并在掩盖中兜售其虚伪。名人自传的文体与修辞，正如名人在荧屏上一举首一投足所展现的“风度”，是太平盛世的黏合剂，是掩诸色而成一色的纯白的涂料。他们先自己理顺了各种利益关系，“内心就不矛盾”，然后在一点矛盾也没有的内心绽放出来的语言的花朵中，一切被谈论者、被描写者，一切“走进新时代”的中国人，也和他们一样，个个柔情万种，欣喜不已，怀揣着倾吐不尽的诗情画意。
在现在的公共空间，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不是学者的著述，不是作家、诗人的诉说，不是艺术家的语言——不是知识分子的声音，而是名人们玲珑剔透的“普通话”，满盛着“爱”与“感动”的泪水到处泼洒，同时也富含着权力的指令，随时进入普通人的意识与下意识，在虚化他们精神的同时也钝化了他们对自己生存的现实世界最起码的感受力。
名人的“普通话”取消汉语的差异，制造习非成是的套话，用“弘扬文化”、“再创辉煌”、“分享艰难”、“XX情怀”之类貌似高雅实则矫揉造作、粗俗不堪的陈词滥调，阻遏青少年正常的语言发育，使他们在语言形成期自动放弃追求自己的语言的权力，不假思索地接受用名人的风度、媒体的图像为载体的上选的“普通话”。名人制造了一种绝对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世界的想象，也制造了弥漫性的语言空间。
当代名人的勇于修辞，使汉语不断走向粗俗化和伪文化、伪高雅，这种修辞本身，就是文化主角由知识分子向名人转换的语言表象，是精英文化撤退之后在异常空旷的舞台出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是在全无修辞资源也全无修辞诚意的情况下拼命修辞的伪艺术，由此造成的语言时尚，充满了工厂、机关、学校、商店、餐厅、超市等各种场所，不仅弥漫于公共领域，也渗透了私人空间，不仅宣之于口，也笔之于书，就像空气滋养生命一样滋养——饲养——着生死未卜的汉语。
当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们忙于梳理其学术语言时，另一双无形的大手（手握话筒的荧屏名人和授予他们话筒的权力之源的合体）正在用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力量日夜不停地大量生产乔治·奥维尔所谓的“新说法体系”（New speak System），以此塑造着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作为一个时代主流表达方式的语言。这种“新说法”和主流语言看起来是一种大众化的、软性的存在，本质上却属于奥维尔所说的那种“对英国人的心灵进行蚕食鲸吞的政治语言”。E.W.萨伊德在其题为《知识分子的抗辩》的讲演集中就这个话题对知识分子发出的一再提醒，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对朱利恩·本达（Julien Benda）来说，知识分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一味容忍，那就无异于背叛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信条。关于本达对所谓“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研究，萨伊德有如下评论：
问题是任何一种“新说法”都并不企求永恒的有效性，而只希望达到一时的说服或哄骗效果。因此，“新说法”必须不停地被制造出来，不管怎样前言不搭后语，怎样朝令暮改，也不管人们的实际接受能力到底有多大，反正不能让你闲着。在这意义上，“新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话语暴政。
6“看”的时代的巨大文本
由庸众和名人共谋的名人偶像崇拜，是消费主义时代极端媚俗的意识形态最粗鄙的编织者。当代无个人，只有关于个人的话语，报道，谈论，歪曲，虚构，谣言；用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产品，就是名人——出名的常人。名人自传决非孤立的存在，它通过常人而联系着一个巨大的社会文本。
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中说过，一时代，一民族，最高尚最深刻的精神创造，固然仰仗于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但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一流作品之外，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作品也不能偏废，它们在提供直接的现实生活材料方面，往往还要超过专注于人类灵魂的一流作品。我爱读名人自传，多半就因为这个，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多识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吧。
在当代荧屏名人自传之前、同时和之后，出版界其实也一直在组织出版另一系列的名人传记，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其他一些出版社也有成系统或零星的传记著作出版，近年比较有影响的，就有文化方面的关于辜鸿铭、胡适、陈寅恪、吴宓等大型传记。这些作品，无论在传主文化素养、做传者的知识水平方面，都是荧屏名人自传无法相比的。但是，就提出或暴露的问题而言，荧幕名人的自传或他传未必没有相同的重要性。
至于从社会的接受来看，只要翻翻荧屏名人传记的印刷数量就可以知道。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你可以说文化名人传记品位高，但你不能说，荧屏名人自传的实际影响会低于高品位的文化名人传记。说荧屏名人的传记只是过眼云烟的文化垃圾，而文化名人的传记则可传之久远，只是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实际上，在更大的读者世界，文化名人传记才不过是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东西呢，充其量也只是荧屏名人传记一个不起眼的陪衬罢了。
正是不同的传记作品在图书市场悬殊的冷暖遭遇，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当代生活的意义。我对当代荧屏名人传记的兴趣与其说在这些传记本身，毋宁说是这些传记倒映出来的读者形象。当我拿到一本荧屏名人传记时，总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读，而是和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一起读。我也不只是在研究某个传主的顾影自怜，搔首弄姿，欲盖弥彰，同时也用眼角余光扫一扫在想象中跟我一起翻动书页的别的读者们，试一猜度他们的内心。名人传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交流场所，你在这里收获的乐趣，可能要超过金圣叹的雪夜读禁书。
名人自传能够带给读者怎样的满足？抱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或“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想法的人，恐怕很少，而习惯于仰望明星的精神疲软者往往居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一般所谓穷人，他们对于当前的福人和天生的福人（在他们看来并无本质区别）通常总是羡慕不已，并不怀疑什么，你也不用担心名人的炫耀财富或别的什么会引起崇拜者们心理失衡，因为对大多数崇拜者来说，名人毕竟不是自己周围的张三李二，而是大家一同观看、真的“须仰视才见”的天际之星。
正如名人的热爱现实、总希望权力的色彩与物质的闪光越美越好，人们对名人的爱，也总希望名人的形象越无可挑剔越好，名人的哪怕再过火的炫耀，他们也不会嫉妒，不会反感；相反，他们倒是不能原谅名人的老实，寒碜，就像他们花钱进电影院，不是为了看他们熟悉的窘迫的生活，而是为了借助电影的离奇与做作，拜访一下他们所不熟悉的也许根本就想象不到的另一种富足美好的生活。名人的一切虚假表演，反而都成了他们投资的回报，谁要是揭破假相，必将作为不知趣的败兴者而遭到唾弃。名人的举手投足很容易成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客观投射，情绪不停地被煽动起来，几乎不可避免。
很难说这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优点，人生有时确实承受不起太多的真实，假作真时真亦假，倒是较好的逃路。崇拜名人并进一步阅读名人自传的报偿，也可谓无穷无尽：和终日枯坐电视机前或在昏暗灯光下看晚报所获得的名人印象不一样，你还可以进一步挖掘、探秘、印证，其中的满足难以备述。没有人告诉你，这只是集体的欺骗，因为你自己就参与这欺骗，就需要这种不无幸福的愚弄。这就不奇怪，在一个远没有消灭贫穷的非理性的消费主义时代，为什么无论贫富，一律折服于名人。
所以，名人形象，就是消费主义时代最大最成功的广告。这个广告不为某一具体的商品而做，它服务于一切待价而沽的商品。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效应中，名人用他的名气为自己积累着不断上升的资本，而庸众也相信在对名人的痴情追逐和观看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资本与权力。
名人自传这股旋风越旋越急，中心越来越小，先是围绕当代名人，很快又缩小一圈，终于固定于传媒与影视界。这是有道理的。以前，阅读名人自传的目的不外于窥探隐私之类，现在，这种得到从门缝里看进去的刺激性快感的目的固然还在，但另一个新添的项目也许更加振奋人心，就是大家同时仰起头来，观看一致认可的明星们超越不同的媒体界限，以自传之名进行的大致相同的语言表演。
从窥探发展到观看，这是自传阅读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窥探有时还意味着要获取某种现实的信息，而观看对现实的信息并五多少兴趣，观看已经升格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鉴赏；窥探只发生于各自分割互不相干的单个阅读空间，观看则把单个阅读空间连成一体。观看性阅读作为荧屏观看的补充形式，或者就是荧屏观看的一部分，真正将读者引入了后现代的一切皆诉诸观看行为的虚拟性文化空间与生存空间。观看时代的巨大文本，就是这样被编织起来的。这个文本脱稿之时，就是本真的现实感陷落之日，本真的现实感一旦陷落，观看时代的巨大文本更加无处不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名人自传的前景无限美好。
